政府要给经济增长戴上环保紧箍咒高压胶管

政府要给经济增长戴上环保紧箍咒

政府要给经济增长戴上环保紧箍咒2013-03-23 19:00:31 来源：今晚经济周报分享到：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丽中国”的概念提出可谓正当其时。最近，雾霾天气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气连日重度污染，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身心健康，生态环境治理亟待深入推进。

钟茂初表示，现今频繁出现高污染的雾霾天气，是过度的经济活动造成的，是“经济活动中超过环境自净化能力的污染排放及其累积”的一个切实写照。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到给社会成员带来正效用的“经济产出”，而有意无意地忽略给社会成员带来负效用的“污染排放”。因此，要想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把“生态承载力”作为根本的约束条件，在“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再去确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先确定“节能减排”等强制性约束的环境目标，再在此基础上去确定各地可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其他经济指标。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环境目标就必然成为软约束，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

过度经济活动带来环境问题

钟茂初表示，“美丽中国”是一个形象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社会成员生活在宜居环境中、地球生态系统完好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良好的生态功能、后代人生存传承有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作保证。之所以要提出“美丽中国”这样一个发展目标，恰恰是因为现实发展中出现了环境污染而不宜居、生态破坏而生态功能不可持续、人类生存传承的环境不断劣化等严重问题。“‘生态环境完好’为什么重要？简单地说，人类之所以能够持久地生存和传承，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资源、舒适的阳光以及其他各种必需的自然资源，还能够将我们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物进行自然净化。但是，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人类经济活动、消费活动中产生了过多的废气废水废物，那么生态系统也就无法完全净化，这样一来，人类生存传承的生态环境就会日益劣化。”钟茂初说。

最近，雾霾天气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连日盘桓，去而复返，大气连日重度污染。这在钟茂初看来，是过度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基本准则：经济活动中的污染和废弃物排放不可超过自然环境的自净化能力，否则就不可持续。现今频繁出现高污染的雾霾天气，实质上就是“经济活动中超过环境自净化能力的污染排放及其累积”的一个切实写照，在于经济增长追求不受“生态承载力”的硬约束。因为，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污染排放量的多少，“经济产出”与“污染排放量”是经济活动同时产生的。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到给社会成员带来正效用的“经济产出”，而有意无意地忽略给社会成员带来负效用的“污染排放”。在这样一种“GDP至上”的发展观念下，突破生态承载力的经济增长是必然选择，超自净化能力的污染排放和累积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只有把“生态承载力”作为宏观经济指标的先决性约束，经济活动中的污染排放量才有可能限制在环境自净化能力范围之内，超量排放的长期累积形成的“雾霾”才有可能逐渐消散。

经济活动不能逾越环保红线

面对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有观点提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双赢”，也就是一面大力发展经济，一面搞环境保护。经济与环境能否实现“双赢”？钟茂初认为，与其一厢情愿地苛求“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不如客观理性地承认“经济与环境的两难权衡”。任何的经济活动都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一方面，为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一定程度的企业发展、技术发展、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企业利润、技术发展、经济增长，往往来源于将损害转移给生态环境的“成本外部化”。因此，经济活动只能在两者之间权衡取舍。所谓的“双赢”，或者是通过环境影响转移到别的区域来实现(可称之为“损人利己”途径)，或者是把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遗留给未来或后代人(可称之为“自欺欺人”途径)。因此，现实中，不应片面采用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宽泛概念。“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所带来的只是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降低，而不可能消除；不应把“绿色经济”作为未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任何扩大经济规模的举措，都不可能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各级经济主体都应客观而理性地承认经济活动必定带来相应的环境损害。

钟茂初说，在此基础上，要想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把“生态承载力”作为根本的约束条件，在“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再去确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要先确定“节能减排”等强制性约束的环境目标，再在此基础上去确定各地可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其他经济指标。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环境目标就必然成为软约束。既然我国已经承诺了“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至45%”的目标，那么这一目标就必须作为中长期规划的前提条件，在此硬约束条件下再去确立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出口以及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各种发展指标。

钟茂初表示，事实上，只有先确定消耗与排放不可逾越的目标，而后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各经济主体才有动力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通过技术发展、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等方式去获得更快的发展。“现实中，各个经济主体之所以对于污染排放采取放任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排放污染’是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或者支付的成本远远小于其获得的收益。从生产者采用技术的角度来看，如果污染排放的成本大幅提高的话，生产者就会努力去改进技术而采用低排放的生产技术。从消费角度来看，由于污染排放的成本较低，才会形成当前这样一个不顾生态环境的消费需求结构，有了这样的需求结构才会形成相应的产业结构。如果，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成本大幅提高的话，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环境价格是推动改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钟茂初说。

要将环境保护置于顶层位置

钟茂初进一步表示，“美丽中国”应体现在多个层面上。首先，要体现出对全球生态环境的责任感，要认识到“美丽中国”不可能出现在全球普遍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的情境下，全球生态环境完好是“美丽中国”的必要前提。其次，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目标不超越生态承载力的自律性方面，不过分追求以物质财富为标志的国家富强，不追求以牺牲民众幸福感、社会和谐、后代人生存环境以及民族文化为代价的经济繁荣；第三，要具体体现在民众生活的环境生态宜居上(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是清新的，周边环境是干净的)；第四，要体现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分享生态功能、承受生态环境影响、分担环境治理责任是公平的(不应出现污染下乡、高污染企业建在低收入居民区周边等状况)；第五要体现在多数民众都以“生态环境友好”理念进行生活工作上(不应出现富裕群体无节制地高消耗的情形)。

钟茂初表示，具体来说，在经济领域，生态环境问题，不再是经济发展之后阶段考虑的问题，而是必须把它放在“顶层”位置。与之相适应，要对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中所涉及的经济指标、经济政策进行生态环境影响的事前评估，主动将增长率等经济目标调整到生态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并在生态承载力约束下调整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在政治领域，要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评价和行为约束。对GDP指标应当树立对其有“制衡”作用的力量。GDP的增长必定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要想使其受生态承载力的约束，就必须有牵制经济过度增长的力量。在文化宣传领域，要纠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传统观念，以宣传和传播生态文明、绿色文化作为主旋律内容。要纠正文化产品中宣传奢华消费、宣传过度繁荣的“崇洋崇大崇奢”倾向，文化产品也应追求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对于高耗能、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的文化设施文化事业，应严格限制其发展(如高尔夫运动、大型奢华文化场馆、使用率不高的文化形象工程等)。与此同时，要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修养。每一个公民，都应逐步改变一些“对环境不友好”的消费偏好和生活习惯。如，要把节约、节能、减耗作为一种行为规范；选择消费，充分考虑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尽可能改变使用一次性产品、对环境影响很大的产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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